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除了刊登介绍有关世界各国

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除了刊登介绍有关世界各国的兵制、商业、矿务、邮政、铁路、农业、报馆等情况的文章外，还刊登了《各国学校考》、《学校说》等教育文章，宣传学校之盛为“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等观点。同年十月北京强学会也正式成立，并设址于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此后，上海强学会也于同年十一月创办。在维新变法思潮的鼓动下，风气渐开，学会林立，已有不可抑制之势。其中影响较大的除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之外，尚有北京的知耻学会（年，寿富等发起）、关西学会（年月，阎乃竹等发起）、粤学会（年月，康有为等发起）、闽学会、蜀学会、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以及张元济等人于年创建的北京通艺学堂；江苏省则有上海农学会、新学会、算学会、不缠足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中国女学会、苏学会等等；此外如湖北的中国公会、质学会，广东的农学会、群学会、时敏学堂，广西的圣学会、福建的不缠足会，浙江的兴儒会、兴浙会，陕西的励学斋，贵州的仁学会，四川的蜀学会等等。这些学会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思想宗旨也不尽相同，但大多具有文化教育团体的性质，往往通过翻译新书、演讲、讨论和近似书院讲会的形式，鼓吹变法、倡导实学，正是维新派人士所热衷的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形式，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及书院教育不足的重要手段。对此，康有为在谈到组织学会的动机时，曾明确指出：学会的组织在于“开知识”、“开风气”、“大合群”。梁启超也称：“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显然，学会的创办旨在合群力以促进讲学风气，是兴学立国的根本措施之一。像北京知耻学会疾呼的知耻“莫如为学”；关西学会《学规》标榜的治经术以言变法，治国闻以学西学；通艺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中国女学会声称“专教中华女子学一切有用之学问”，“采仿泰西东瀛师范，以开风气之先”等等。均是力图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是，在维新变法思潮推动下出现的这些学会，并非都能真正贯彻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教育主张。例如：北京强学会的人员构成就很复杂，既有维新派人士，又有帝党人物，还有张之洞、李鸿藻等清廷重臣的亲信，以及像袁世凯、徐世昌这样善于钻营投机的人物和英美传教士，见解难以一致，内部矛盾重重，以后又被李鸿藻改为官书局，实权被李鸿章和张之洞系的人物把持，连梁启超也排斥在报务之外。学会存在的时间也不过三个月而已。再如上海强学会，存世也不过三月有余便遭查禁。在这三个月间，学会也主要由张之洞系统的人物所把持，改良派能够发挥作用的也只是编发了三期《强学报》而已。在学会宗旨方面，双方相差也甚远。由康有为主持拟定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而实际主持学会业务的汪康年却主张以“讲求实用为主”，为有用之学，出有用之才。康有为等人强调学会以译书、刊行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四事为最要，意求广泛学习西方文化；汪康年则主张将学会办成一个讲求学术、探讨中国贫弱原因的纯学术团体。康有为等人主张“以孔子经学为本”，旨在“托古改制”；汪康年也主张“讲明孔圣之教”，却旨在“以端心术，守圣教为主”。由于维新派人土既不能控制学会，学会内部又政见不同，且屡遭朝廷守旧势力的弹劾和诋毁，维新派意图通过创办学会、报刊讲求学术，合群力以求治国之道的主张，实施不久便遭挫折。连一向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也逐步落人汪康年等人手中，既不允许报上文章称引“康学”，又“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梁启超也终被推挤辞职，失去最后一块有影响的阵地。

维新派在全国范围内创会办报的努力失败之后，湖南方兴未艾的省政改革，却为维新派提供了省级范围内实施改良主义教育的难得机会。湖南本来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闭塞而封建保守势力强大的内地省份，但在世纪年代中期，却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改良思想倾向的官员主持了省政，如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年徐仁铸继任），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省政改革持有热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对省政范围内有限度的改革给予支持。加以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的积极提倡，湖南省的维新改良活动得以迅速开展，且声势夺人，就连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这类守旧士绅的核心人物，也参预创办火柴厂、募资修建连接两湖的轮航路线，并得到政府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计划修建连接汉口、广州的铁路。

在湖南新政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教育领域的变化。早在年，谭嗣同在代江苏学政龙湛霖的上书中，就指出：“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当以教育为急务，以“作育人才”为根本；他建议朝廷从年起，“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为此，他列出广泛涉及西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法律、税制、军事、化学、电学、船学、农学、工商学、医学等方面内容的门课程，主张：应试者“必须果真精通一门，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他认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变科举则必促动教育变革，“使人人各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谭嗣同在学政江标的支持下，克服了顽固士绅的重重阻挠，于年将浏阳南台书院改建为浏阳算学馆。浏阳算学馆的建成，对于开通湖南教育风气、设立新式学会和学堂，确实起到了创为先河的作用。

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标志着湖南省政的教育改良运动进入了高潮。年月发布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声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并倡导“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其目的是要通过湖南一省的教育改革，开民智，育人材，进而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改良运动；其雄心可嘉，显然是受到了日本江户末期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率先变法进而推及全国的启发。

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对湖南省政革新尤寄以厚望。他要求青年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并亲自为学堂拟定《学约》十章：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在《经世》一章中，梁启超制定了学堂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在《传教》一章中，梁启超则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及大同思想，强调：“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并主张“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他在时务学堂讲学，还重印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并在序中提出“推孔教以仁万田”的主张。在《读西学书法》中，又要求学生“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制百世之书”，“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在时务学堂学生的课卷中，经常可以看到梁启超等中文教习的批语，这些批语指摘君主极权专制，鼓吹民权，见识敏锐，一针见血，大有发聋振聩之气势。例如：课卷中谈到民权，梁启超便批以：“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课卷中提到议院，梁启超便加批语：“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再如课卷提到废拜跪之礼，批语便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废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在时务学堂蜚声湘省内外之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著名的南学会（年月日）。南学会虽然是一个志在“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以“联群通力，发愤自强”的救亡团体，但却取鉴了中国书院讲会的形式，以“讲论会友”，以定期的演讲和答问为主要活动形式，因而还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

南学会的讲学宗旨，是“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被推举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巡抚陈宝箴也曾两次亲临讲席。南学会的演讲共举办过期，其内容涉猎颇广，而其宗旨却无过于讲求救国救亡之道。诚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首次讲演中所说：“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皇上政府群众，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材为急务。”“今开立南学会，愿与诸公讲明大义，共求切磋之益。”皮锡瑞还再三强调“读书穷理”，讲明切究有体有用之学，通过学习，将圣贤义蕴，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了然于胸中，方为救国救民之正学。谭嗣同在《论全体学》的讲演中，则称“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并主张将各府州县的书院，一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材，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系协力会谋，则内患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以安矣”。由此可以体现：南学会的创办，反映了维新派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强烈忧患意识及其主张教育救国的历史选择。